27岁的北京市民云善和比她小一岁的丈夫关威认为，经常参加文化活动是“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未来进行市场开发的潜在目标。这对夫妻每周至少看三、四次各种演出。

　　但对于51岁的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王晓鹰来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灵魂的拷问和探寻一直是他创作的主要动力。

　　中国1978年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以来，中国艺术的呈现姿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一个看似“百花齐放”的现状，观察者们对中国未来的艺术发展既忧虑，同时也看到了希望。

　　1957年，王晓鹰出生在安徽的一个戏曲之家，因此，他很小就接触到了艺术。他曾在安徽省的一个文工团干过4年。1979年，他放弃了安徽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转而选择中央戏剧学院。“直觉告诉我，我的一生将会投身艺术。”

　　王晓鹰和他的19名同学是“文革”结束后中戏招收的第一批导演专业学生。在大一和大二，他们接受了苏联戏剧体系的严格训练。“总的来说，我们走的是传统路线，即艺术是反映现实的工具，并且服务于社会需要，” 王说。

　　从大三开始，王晓鹰感到了社会和校园都出现的变化。“我们接触到了西方戏剧作品，比如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和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

　　后来，王晓鹰看到了外国剧团的演出。这个年轻人被日本“青年座”剧团上演的《文那啊！从树上下来吧》 深深触动，它讲述了一只青蛙在树上的遭遇。“我从没想过，成年人的世界观可以通过动物视角表达。我以前认为，现实主义戏剧是不可替代的，但这种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当王晓鹰1984年毕业进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国家话剧院前身）时，他被一场席卷中国的实验浪潮所裹挟。“我们感到，必须对话剧进行改革，否则面对雨后春笋的电影、电视，话剧生存将陷入危机。”

　　1986年，这位28岁的导演，排出了第一部独立作品《魔方》。这部话剧由当时还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一个学生创作，分成了9个片断，每一段讲述的故事都不同，并且运用了大量艺术手法，例如独角戏、哑剧、采访，甚至还有广告。

　　“尽管形式新奇，但这个剧表达的主题却很鲜明：年轻一代对社会和生命意义的多角度思考乃至批判。我满怀兴奋，要跟传统的戏剧观念去抗争。”

　　热情的观众们也体验到了这种激情。这部戏在北京和上海演了80多场，既受到文艺先锋们的好评，也受到保守的文化管理者的批评。

　　因为一系列富有争议的实验话剧，王晓鹰当时被誉为“中国最前卫的话剧导演”。

　　各地的话剧导演都在“新时期话剧”的进程中，努力探索“新的艺术观念和表现形式”。

　　“我开始关注如何更好地表达人的内心。而且，我清楚地看到了《茶馆》、《雷雨》等固有表演模式的缺陷。”

　　让王晓鹰和他的同事们感到非常失望的是，这场实验运动最终以1988年达到顶峰的《桑树坪纪事》收尾，随后在90年代黯淡下去。“伴随着大潮的退去，许多搞话剧的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艺术形式的创新上，而忽略了艺术的本体。他们称之为“实验话剧”，但他们更关注的是怎么赚钱，而这与实验话剧的批判精神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在整个90年代，中国艺术遭遇了另一个新的主人：市场。各省市的话剧团数量锐减，从原先的200多家减少到不足100家。王晓鹰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始于1998年的院团改革。按照这个政策，票房不佳或者观众数量稀少的艺术团体被纷纷撤销。

　　但固执的王晓鹰坚持探索“人在困境中的挣扎”——这是来源于活跃的80年代的一个核心主题。他非常喜欢的一部戏剧是英国剧作家迈克尔·弗莱恩的《哥本哈根》，它讲述的是“二战”期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前往丹麦拜访老师波尔的故事。

　　“‘在战争的特定时期，科学家有权以任何方式保卫自己的国家。’‘原子弹会毁灭全人类，这是科学家对人类的犯罪。’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

　　但对于云善、关威和他们身边的年轻朋友来说，艺术不再承载这样沉重的内容。

　　自从2001年开始接触艺术以来，这对年轻的夫妻对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产生了兴趣：校园戏剧、装置艺术、独立纪录片展以及现场摇滚乐演出。

　　在一家IT公司做市场销售的关威说：“我们喜欢尝试新鲜、好玩的东西。”

　　2006年，他们在豆瓣网（一个广受欢迎的旨在分享影碟、书籍、音乐和电影的网站）上发起了一个名为“Elvita·威的生活便签”小组。他们搜集北京的所有文化活动，通过电子邮件，向7600多名组员发送免费的活动周刊和月刊，并通过网上论坛进行交流。

　　成员中有超过80%的人是大学生和年轻的公司职员。关威说：“给喜欢艺术的人提供便利，并让人们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他说：“说到艺术，中国现在正处于最好的时期。回头看2001到2008的这八年时间，艺术已经从理想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或工业化生产，这是件好事。中国的艺术家已经在保持演出质量和获得市场成功上找到了结合点。他们开始变得理性和成熟。”

　　一个能够说明这种观点的实例是位于北京东部的798艺术区。在这个原先的无线电设备厂里，比比皆是的现代画廊和工作室兜售着中国的当代艺术作品。

　　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2005年在北京成立的第一个私人戏剧工作室“戏遥堂”。这家公司主要面向年轻观众，排演的也多是题材轻松的话剧或者喜剧，例如大城市里白领的爱情故事。他们演出的小剧场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自2005年以来已经上演了200多场，其数量超过了国家话剧院的大多数剧目。

　　毕业于法律专业的关威还希望，“有足够的资源并且时间合适， 能使‘生活便签’ 成为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

　　当然，更有意义的是“选择的自由”。云善说：“一个人的快乐不受外界的影响，中国的艺术家们现在能够充分表达自己，没有什么束缚。”

　　但王晓鹰认为，“多元文化” 并未真正到来。“现在人们关注的是娱乐，而不是戏剧中更为深沉的价值。主管部门应当引进一种更加宽松的管理机制，将非营利的严肃话剧与商业性演出区分对待。”

　　中国文化部下属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者刘军宁认为，文艺复兴的土壤已经成熟。他说，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空间给思想和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温室。

　　他在题为《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的文章中写道：“互联网和市场经济所带动的全球化推动中国人与全球互联互通，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都有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向内走得更深、向外走得更远。中国已经悄然处于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前夜。”